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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高成本运行之忧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与其相伴随的,是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双顺差这样一个特殊的增长结构,以及政府常常采用行政手段、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办法来调控经济的特殊做法。
  中国经济高储蓄、高出口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国社会处在人口红利期,必须储蓄。储蓄,是为了将来老龄化的时候养老之用——今天我们享受人口红利愈欢,未来老龄化时代也会愈痛。作为国家整体,高储蓄必然要表现为高贸易顺差。
  但是中国的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又有很大的不合理的成分。由于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法律执行情况差等方面的原因,经济软预算约束严重,加之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因此经济呈现出投资冲动、消费压抑和产能过剩。这也正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之所在。假如没有国外的强大吸收,那么一个投资冲动、消费压抑的人口红利社会,总供求平衡是不可能实现的,高增长就不可能维持。
  不过这在过去不是问题。中国低消费、高储蓄,可是美国高消费、低储蓄。中国的高储蓄正好被美国的高消费吸收,总供求平衡于是得以实现。
  美国高消费、低储蓄是依靠货币超发、赤字财政来维系的,而这又有赖于IT革命和柏林墙倒塌后近二十亿廉价劳动力融入世界市场对于世界制造品价格的抑制。由于制造品价格被抑制住,西方国家可以长期实行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来维持高工资、高福利。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高消费、低储蓄又必须以中国低消费、高储蓄为前提。道理简单,一个经济体消费多,生产少,必须要有另一个经济体生产多,消费少;反过来也一样。可以这样说,正是中美两个经济体美丽的双人舞,才成就了世界经济过去二十多年的均衡高增长。
  可是现在情况起了变化。金融危机表明美国的借钱消费、提前消费的生活方式不可持续。中国的价格就是世界的价格。是的,当中国出现“民工荒”的时候,西方国家就不得不紧缩货币了,这就是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降低其本来不可维持的高工资、高福利,这是西方国家结构调整的方向。但是由于民主政治的约束,这个结构调整难。而结构问题不解决,西方国家不可能重回高增长轨道。
  外需对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然而西方国家短期难以恢复正常增长。不仅如此,西方国家不能恢复正常增长,政客们势必要转移矛盾,嫁祸于人。美国、日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于中国的指责,就是典型的转移矛盾,嫁祸于人。而且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使得遏制中国重新成为美国的利益取向。中国已经不再可能拥有如过去十多年的发展经济的良好外部环境。过去的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模式已经遇到了问题,调整结构势在必行。
  必须转变增长方式,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而不是投资和出口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此,必须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过高以及上游产品垄断经营的现状。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产权改革可能是必要的政策选项。这些问题不解决,百姓收入不可能有效增长。没有收入增长,消费不可能真正提升,经济增长就还得依靠投资拉动,给长期发展埋下更大的隐患。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产权改革到位,不仅可以让民众获得资产收益而有效增加其收入,增加国内消费,而且也增加了吸收过量货币的广阔天地,可以有效抑制房地产泡沫。但是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着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中国制造主要不是低劳动成本的成功,而是先进生产方式的成功。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中国这样庞大的、多样化的产业集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中国这样细致的专业化分工网络。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先进生产方式。
  为什么中国拥有庞大的产业集群和细致的专业化分工网络,而其他国家没有?这与中国土地国有有关系。土地国有,政府才有可能建立那么多规模庞大的工业园区。在一个土地私有的社会,靠政府强力去建设那么多规模庞大的工业园区,无法想象。不能否认,土地国有,依靠政府动员资源的强大能力的确可以在短时间形成一个国家的庞大生产能力。但这个模式也有其固有的缺陷:这个模式难以解决创新不足的问题;这个模式会产生资源过度利用和产能过剩;这个模式会产生消费压抑。所以,我们才强调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需求层面来讲,中国产品的需求有底可托,不会无限下滑。中国制造生产的主要是必需品,经济不景气,人们可以不消费高档品,但是必需品还是要消费;会减少消费,但还是要消费的。中国经济有托底的东西。
  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经济就没有问题,主要是政府不恰当的经济干预和恶化的市场环境。中国经济的确遇到了困难,而且这个困难不是需求管理可以克服的,需要全面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过中国的问题仍然不在中短期,而在长期。除了增长基础没有根本破坏、需求有托底之外,虽然政府干预经济的空间越来越小,但是仍有用长期通胀和增长降低交换短期增长的空间。可是改革不到位,恶化的市场环境得不到改善,中国经济就会慢慢丧失竞争力。如果改革不到位,随着经济下滑,社会问题就会凸现。未来5-10年,中国经济社会可能会进入高风险期。中国经济社会的风险,不在于经济增长放慢本身,而在于随着经济增长放慢,社会不能从一个高成本的运行模式转变为一个低成本的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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